并且还要建立问题平台的有序退出机制,可以鼓励优秀平台兼并不合格平台,承接原有的投融资者信息中介服务,稳定投融资者情绪,维护金融稳定。
19世纪90年代坚持认为伦敦不会衰落的评论员也是这样说美国的。使上海成为全球资本的源泉还有另外一个环节使这个总体蓝图变得完整——先是寻求让中国成为资本世界的主要参与者,最终可能出现华尔街迁往长城街的景象。
但有明显迹象显示,这一进程已经加快了脚步。上海要赶上伦敦和纽约仍需时日。最近,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占地面积由28平方公里扩大至120平方公里:其中心区浦东将成为中国的伦敦金融城。中国建设资本世界源头的步伐同样已经加速。其他将会吸收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项目包括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没有多少人怀疑,人民币的地位最终将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相匹配。差不多两百年后,那位巨人真的醒了,而拿破仑也说对了:中国眼下确实让世界震惊。后面如果政府试图让这个牛市更长一点,他会选择的是右侧的信号,筹码加大供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互动环节】 嘉宾主持 陈继武:我先问一下忆东一个问题,这一轮行情对中国经济整个去杠杆推动转型,现在中国的债务问题也比较严重,毕竟这一轮股市对于权益类资产的吹捧,对于整个金融结构的调整,所以还是能够希望忆东把他的观点是不是更加进一步地跟我们解读一下。所以这一次的重要性是在于股权的投资,好比说过去十几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债权,而债权就是信贷驱动投资这样的逻辑,而这个债权的大发展同时伴随着房地产的产业,房地产的繁荣期大牛市中间,真正赚大钱的不是炒房的,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商。所以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推觉得次新股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些经济基本面的数据以及股市的表现(PPT),历史往往很相似。
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当人民币成为其他央行的储备资产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债以及债券的这些标的会成为央行或者养老金必备的必须配置的资产。对于流动性来说M1、M2就是在低位徘徊,这个时候能够给经济提供相对低廉的成本,其实就是让老百姓乖乖在这里面拿出钱来,而且很开心地拿出钱来提供各种的再融资。
但是我倾向于说,政府现在是后知后觉的,觉得后面的第二个阶段调整的幅度和时间其实是可以偏长的。对政府和对企业,我刚刚从企业家的角度,他其实在利用整个股权市场来去加杠杆,如果他再继续从银行那边拿钱或者想试图发债。债权融资的话,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还是在恶化中,这种杠杆率降不下来,你整个的资产无法进行盘活,而利用股市现在钱多人傻,你圈钱大家还拍手。对于整个的直接融资的大发展,实现股市和经济的收益是长期的角度来说的,但是短期最美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我认为就是最高潮,未来一个月是最高潮,大家这个月会面临波动,而且如果这个月是早调整的话,让行情能够平缓一点,整个高潮就会走得更长一些。
对于政府而言,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老百姓能够从这里发财致富,不好的话变成投机了,如果没有任何的基本面泡沫不断地吹,最终泡沫下来会更惨。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家的心态可能会平缓一些,股市A股没有那么重要,涨多了一点跌一跌很正常。他相当于进行房地产调控一样,他是保障刚需,你用本金他不怕,现在的资本市场跟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一样,都是建立在杠杆上的牛市。这次也一样,我们看到3月份的数据,无论是客户保证金的余额还是两融都是上涨比较快,但这都是冰山一角,只是我们明的看到的。
大家的观点不是在于哪个细分,关键在两个字新和炫,都有机会,如果都已经反反复复炒来炒去,已经巨大的获利盘以及他的想象力已经透支了,毫无疑问。从而第三段他对于一些像金融、像一些价值股,可能在第三个阶段表现得会比现在的第一个阶段会好一些,包括一些新蓝筹,现在大家遍地都是互联网,所有都说我们是互联网+,到了第三个阶段就会说真正的互联网新蓝筹,从500亿市值可能会走向1000亿或者是更高的那种所谓的真正的蓝筹。
2020年一个是全面小康,另外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完成。最近都在判断顶,现在大家焦躁的心态都在试图用一个数据证明说,这里还不是顶,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很多人感觉吃完这一波赶紧把钱抢完,抢完散场,一地鸡毛。
同样,这一轮赚大钱的不是二级市场,肯定是做股权投资的,退而求其次才是二级市场做投资的。我们在看股市,监管层也是一样在看股市,所以当股市快速上升的时候,筹码的供给是一定会加大的。第三,海外资金对中国的配置将会大大配置。这次我真的觉得我为政府的新股制度拍手叫好,他在新股上面有一个潜规则,未来就算是注册制也是中国特色的注册制,他在新股募集资金的时候,现在就没有超募的,而且有24倍市盈率的潜规则,导致了一个好的新股会隐藏一些利润,从而在上市之后,他想干事的时候,想并购想要进行融资的时候,才把利润给释放出来1.2促进中国从GDP大国走向全球经济金融强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全球GDP大国。把握这样的机会,在正确的改革理论指引下,我们就可以适时推进改革并取得成功。
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征收本国全球化资本的所得税,那么这家全球银行信用和资本充足率就无法维持。
并在联合国框架下引入全球托宾税,以控制短期资本流动。对外金融负债反映一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作为金融中介所能动员和支配的金融资源。
全球不平衡只是表象,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多极化与国际货币单极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则从1980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13.98%(详见附表2)。
如果政府的政策专注于鼓励在贸易中更多地是使用本币计价,这将进一步帮助周转货币实现目标。(4)主导国际金融组织引入以人民币为基准的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分析报告。我们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开始下降,并在2003.6-2004.6间达到47年来最低点1%,美联储在2004.6-2006.6年间连续17次提高利率至5.25%的高点。在G20国家中,美日欧(或G7集团)在1991-2011年间的GDP增长率都排名靠后,而中国、印度、印尼、土耳其和巴西等国平均增长速度都名列在前(详见附表1)。
因此,加快内部的体制改革,提高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参与度是我国政府把握重大战略机遇所需要加快推进的。数据来源:Lane和Milesi-Ferretti(2006)的最新各国海外财富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总结美国和日本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经验,我们得到以下启示:1、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的扩张。由此可见,伯南克和克鲁格曼等人关于中国贸易顺差流入美国导致美国低利率的观点不能成立。
其次,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外投资与全球化经营有助于可以帮助中国经济避免国际汇率风险和美元本位制系统风险,维护30余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初级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日本曾有机会推进大宗商品的日元计价。
财富本质上是壮年期的一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跨期转换为老年期消费购买力的载体。克鲁格曼在国际交易周转货币选择的经典论文(1980)中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与规模负相关的关系,全球经济只能容纳极少数的周转货币。他们并未考虑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为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做些什么。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下,黄金的作用从支撑美元的国际信用转向了约束美元的规模扩张。
他们认为,全球不平衡是国家之间增长前景与金融发展水平不对称的结果。因此,解决全球不平衡带来的不稳定性问题,需要从实体经济调整和IMS改革两个层面推进。
其顺序是:欧元区四国3.107万亿美元(其出口中的很大部分是内部贸易)、美国1.84万亿美元、中国1.753万亿美元。2、体现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逻辑。
图1.2给出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图1.3给出的经常账户不平衡数据。如果日本各个利益集团(通产省、财政省、日本钢厂、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的主要贸易公司、特别是三井和三菱、各大主要银行、钢铁与钢铁制品的国内消费者、各种行业协会,加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都把日元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那么日本钢厂一定会被要求在铁矿石和冶金煤合同谈判中使用日元进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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